英國公投確定脫歐之後,隨後引發了一系列的全球政治經濟震盪。在激情褪去、塵埃逐漸落定之後,往往更能看清楚事情的本質。

英國人民的公投表上寫著「留」和「離」這兩個濾水器 光頭水字。但它們背後代表著兩種自古希臘以來就撕扯著社會的力量—理性與自由。留,代表務實的理性,離,代表追求自我的自由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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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盟誕生於理性的結果,就是歐洲在苦於百年來的多次殘酷戰爭與經濟蕭條之後,體會到唯有捐棄自我,相互合作,創造一個彼此共生的環境才能避免悲劇的循環。因此,二戰之後,很長的時間,人類模擬想像的烏托邦是個強調「我們」的「地球村」,行為主張則是依循自由主義概念抽取出來的「共和」、「合作」與「交流」。理想中的情境是打開自我、連結自我與外界,在廣闊的地球村中,人們被鼓勵盡情發揮。國家或個人的成功價值端繫於是否能走出侷限、是否有足夠的拚搏。能在無邊界的地球村中開疆拓土、累積擁有者被推崇為典範。

到了90年代,隨著東歐共產集團的瓦解與冷戰消失,全球化拓展到了新的歷史與地理邊界。因此,90年代的價值定位,充分反映了人們在經歷冷戰與對立之後的那種興奮與躍躍欲試。接下來的10多年間,人類歷史見證前所未有的全球化。於是我們可見,90年代各國政治經濟政策的標準典範均是大開大闔的區域整合、國家小疆界退位,以便能連結上全球經濟動脈。簡而言之,開放、連結、拓展與擁有,正是90年代全球化時代的價值核心。

90年代的台灣也未曾缺席,大量台商西進大陸,享受了歷史終結與鐵幕崩塌之後的新邊界,也讓台灣這個游離在邊緣的島嶼與中國大陸重新連結。馬政府的施政藍圖就是典型追求全球連結的政府:區域整合、降低障礙、連結全球,鼓勵廠商或個人以大陸或全球為舞台,發揮自我優勢。

2008年金融風暴從西方世界開始,捲起巨大的反思,導致價值的巨大翻轉。物極必反,眾多在全球化過程中居於配角的人們開始反撲。他們訴求自我、自尊、自主,拒絕被被動連結、被強迫帶領至他們並未完全認同、且未必符合其心性、能力、喜好的全球化世界。透過抗爭、主張斷鍊、從被綁架的「我們」脫離而出,奪回「自我」的主導權。

各種的「我」湧現。從性別的、階級的、國族的、環境的,各種不同角度的「我」主張,在極短的時間內,以極強的爆發力奪取各國政治舞台的發言權。進一步分析「我」主張的演繹,可見其論述中,大量使用人權與自由語彙,行動上則採取類似激進民主的做法,經濟思維上接近左派,國族主張上又趨近極右派。這種意識形態的大混血,很難以既有的左右光譜來界定,但共同點是,極端化的傾向明顯。「我」主張的核心概念源自於對抗全球化淩駕個人與國族疆界的趨勢─拒絕「我們」,追求「我」:「我」的人權、「我」的自由、「我」的空間、「我」的生活方式、「我」的國家。

2008年後的價值移動,也充分反映在許多國家的政治發展上。越是緊密追逐西方價值的國家,受到的影響越直接。特別是已採行民主選舉制度的國家,一人一票的選票累積之下,常常很輕易地就重新翻轉了政治局面。至於其他非採行民主選舉的非西方國家,雖然看似沒有受到時代價值翻轉的直接衝擊,但是社會暗流同樣洶湧。

於是,從西方到東方,英國要重新獨立成為大不列顛;日本要找回自己成為正常國家;台灣也有「脫中」追求自我尊嚴的呼聲。當每個國家都在以自己利益極大化考量的時候,美國當然也可以有退回北美、放棄美韓與美日聯盟、放棄全球化責任、築起高牆的川普。只是,這樣的趨勢再發展下去,會不會讓全球再回到叢林時代?畢竟,在激情地追逐自尊與自由的盛宴之後,是要自己願意付出代價的。

全球化由盛而衰,歐盟也許會繼續裂解,但這是潮流改變的具體表象。真正的問題不是理性務實與自由激情之間的鬥爭,而在於如何跳脫這兩者走向極端的必然困境,這是未來10年間人類社會真正的挑戰。

(作者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副教授)

(中國時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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